简评：对认识心理学的评述较为综合，但是缺乏启发性内容，每一部分不够深入。
我们能将思维过程简化成两种基本类型：自动的（automatic）和控制性的（controlled）。这两个词本身就暗含了两种思维的区别。自动思维的最简形式是单纯联结（pure association）。例如，环境中的某些事物“把某个想法带进头脑”，这是一种单纯联结；又如，某个想法激起了另一个想法或记忆，这也是单纯联结。正如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指出的那样，人类绝大部分的思维都是联想性的。与自动思维相对的是控制性思维，它是指人们有意识地假设一些事物或经历，并基于这些假设的术语来看待我们的经历。因此，控制性思维是一种“如果……那么……”的思维。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把控制性思维定义成一种“形式运算”的思维，它认为“相比可能性，现实是次要的”。事实上，这种形式运算思维只是控制性思维的一种。控制性思维还包括视觉想象、创造和情境创设。傻逼译者：十几年前，香港中文大学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彭迈克（Michael Bond）就曾经说过：“心理学不幸是由西方人创建的，结果，西方的心理学研究了太多的变态心理和个性行为。如果心理学是由中国人创建的，那么它一定是一门强调社会心理学的基础学科。”确实，这门学科是我们中国人有可能做得比其他国家的学者更好的心理学领域，因为我们的文化几千年来就很强调人与他人、人与环境、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这些关系正好是社会心理学关注的焦点所在。
思维和决策
我们的决策能力并不是经过一些进化上的设计而简单地被“安入”体内的。事实上，如何做出明智的选择是一种需要学习的技能。和其他所有技能一样，决策技能也会随着经验的丰富而改善。这一过程和学习游泳的过程非常相似。当我们第一次进入水中时，绝大多数人会动员肌肉，做出一些动作来避免溺水。但我们却犯一个严重错误：欲将头部露出水面。这个错误致使我们采取直立姿态，而直立姿态很可能引发溺水。即使人们在认识上有所提高，但在惊恐慌乱时，仍会拼命地将整个头部保持在水面之上，尽管这样做要比采取“海蜇漂浮”式的平躺姿势付出更多的努力。由此可见，教别人学游泳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觉得把头置入水中是舒服的。只要人们克服了这种“头部向上”的错误，就能在水下待上几小时，他们需要做的仅仅是仰天平躺、摆动四肢，并在必要时将头部浮出水面进行呼吸（当然，波涛不能太汹涌，水温不能过低）。所以，人们可通过消除不利的错误来矫正普通技能，使其能有效地应对情境。
思维
什么是思维？简而言之，它是针对那些并不存在于即时环境中的事物所创造出的心理表征。看见一堵绿色的墙，这不是思维，但是，想象那堵墙如果被漆成蓝色会是什么样子，这就是思维。同样，发现一位病人患了黄疸也不是思维，而推测这位病人的肝脏可能遭受损伤，这便是思维。再如，知道了某只股票的股价下跌，这不是思维，但猜想股价下跌的理由并决定抛掉该股就是思维。
50多年前，英国心理学家巴特利特（Sir Frederick Bartlett，1886~1969）的研究推动并建立了我们现在所说的认知心理学。他将思维定义为一种“在已知现象中填补空缺”的技能（1958）。也许，将思维理解成知觉的扩展（extension of perception）最为恰当。通过知觉系统，环境在我们心中形成图片，而知觉扩展使我们能填补这些图片的空缺，并推测环境中的因果关系和其他重要的可能。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心理学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认知科学（cognitive science）这一新领域悄然出现，对理解人类的思维和行为，提出了一个新概念范式（Gardner，1985；Pinker，1997）。心理计算模型的提出基于如下假设：通过把脑的活动描述成对符号的操纵，人们能认识思维的本质。（请注意我们所说的是“思维的本质”。我们并不认为大脑本身会操作符号。）很显然，之所以会提出心理计算模型，是因为人们将用于计算的大脑和用于计算的机器进行了类比，但是，我们必须记住，这仅仅只是一个类比而已。大脑和计算机这两种装置具有相似的功能，两者都能非常灵活地将输入的信息和输出的信息（或行动）联系起来，但是两者的内部结构却有很多不同（最显而易见的是，电子电路和生物神经元的工作方式截然不同）。
自1970年前后起，人们对人类心理的“认知构架”达成越来越多的共识。早期理论认为认知系统包含三种记忆存储：感觉输入缓冲器（sensory input buffers），它能在几秒钟内保存和转换输入的感觉信息；有限的短时工作记忆（short-term working memory），大多数有意识的思维都发生在短时工作记忆中；容量无限的长时记忆（long-term memory），它用于存储概念、表象、事实和程序。这一模型为简单的记忆成果提供了很好的解释，但如果要解释更为复杂的推理、判断或决策行为，就显现出其局限性。现代理论则区分了更多种加工模块（processing modules）和记忆缓冲器（memory buffers），但所有这些部分都与中央工作记忆（central working memory）相连（图1.1，John Anderson对现代计算机的工作方法做了一个很好的介绍，2000）。
理性
理性（rationality）具有狭义的技术性定义，我们并不能将其作为标准来判断决策是好还是坏。一个理性的选择需要满足四个标准：
1.基于决策者目前的资产。资产不仅指金钱，还应包括生理状态、心理能力、社会关系和感觉。
2.基于选择的可能结果。
3.当选择结果不确定时，可用概率论的基本原理去评价结果的可能性。
4.在与每一个选择的可能结果相联系的概率、价值和满意度约束之下，理性的选择应具有适应性。
难道我们不是按上述标准来做决策吗？当然不是！
存在一些常用的决策程序，它们与理性标准并没有直接关联，这些程序包括：
1.习惯，人们习惯选择之前选过的选项；
2.一致性，选（你认为的）大多数人会选的选项，或模仿自己所钦佩的人所做的选择[Royd和Richerson（1982）指出，总体而言，模仿成功人物是具有适应性意义的，但也并不总是如此，例如，模仿某一摇滚明星或你欣赏的某一职业运动员的吸毒行为]；
3.基于（你理解的）宗教原则或文化背景进行选择。
判断的整体框架
这个框架被称为透镜模型（Lens Model），由奥地利籍美国心理学家埃贡·布伦斯威克提出（Hammond & Stewart，2001）。我们的感官并不能与外部世界的物体和事件发生直接的联系，而只能通过介于外部物体和内部知觉之间的“透镜”来获取信息，这就是“透镜模型”名字的由来（Pepper，1942）。透镜模型分为两个部分，右半部分表示的是人们在做出判断时头脑中的心理过程，而左半部分表示的则是人们所处的真实世界中的事件和关系。这个框架提醒我们，一个完整的判断理论必须包括行为发生的环境。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框架，是因为它不是一个描述判断过程细节的理论，而是借此把判断情境的各个部分装进一个概念模板之中。这一有效的模型也有助于更深入的理论分析。
赞美不确定性
很多放弃了传统宗教信仰的人在占星学、基督教科学派、塔罗纸牌，或者不计其数的其他信仰系统里同样表现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他们认为，这些系统是他们急于理解的深层潜在结构的一部分，帮助他们对生命中的不确定性做出解释。
斯金纳的行为主义流派经常鼓吹自己能有效地解释迷信行为（Skinner，1948；更详细的分析见Staddon & Simmelhag，1971）。如果他们做出的解释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成功仅仅是由于行为主义的原则不能区分适应性行为和迷信行为。并且，即使是一只鸽子或老鼠（甚至是人）具备了专业的统计知识和训练，它们也会在包含斯金纳箱（操作性条件的房间）的环境下做出迷信行为。在这种环境下，它们除了压杆或者被禁止压杆外无事可做，并且唯一的环境变量是食物的出现，一只非常饥饿的动物（在斯金纳的实验中动物的体重一般是其正常体重的70%）将会在极度的诱惑下采用“赢——保持，输——转换”的策略，因此，学习从未发生过。并且，问题被实验操纵者故意强化迷信行为所混淆，从而，进一步模糊了迷信行为和适应性行为间的区别。
著名的哲学家和行为研究者Patrick Suppes根据一项未曾发表的概率匹配实验讲述了一个有教育意义的故事。在他的实验里，告知参与者每次试验的预测正确率是10%、50%或90%，但是这些正确率是随机的，与他们的反应无关。当然，这种反馈是带有欺骗性的，因此，没有人真正学会预测这些事件。最终，在实验结束时，参与者需要回答在实验过程有什么收获。接受了虚假的90%成功率反馈的参与者的回答很简短，只描述了简单的规则（也许斯金纳迷信实验中的鸽子如果具有语言能力，也会这么写）。接受了50%成功率反馈的参与者并没有提供简单规则，相反，他们提供了复杂的规则，并且提出怎样利用更多的反馈来改进规则。最后，那些接受了90%失败率（10%成功率）反馈的参与者仍旧处于游戏状态中，但是他们都成了方法论者。他们说不出规则，但是如果允许他们继续学习，他们将会找到发现规则的方法。很少有参与者能够正确地认识到，该任务只是实验者制造的不可能完成的把戏。在生活中，我们中有多少人会偶然地被分配到90%的成功条件下，又有多少人会被分配到90%的失败条件下？
我们不但未能充分领悟我们外在世界的不确定性，同时，还倾向于幻想我们头脑里的世界是一致的、稳定的和确定的。我们固执地认定自己的逻辑性强、十分理智和具有一致性，但事实并非如此。
当罗宾·道斯接受临床心理学训练时，遇到了一个名叫哈罗德的病人。在接受临床治疗之前，哈罗德有段不稳定的婚姻，为了他两岁的儿子，夫妻两人勉强维持婚姻；因为不喜欢现在的工作，他表现很糟。一天早晨，他被解雇了。当他回到家时，发现警察在那里，他的妻子已经歇斯底里。原来他的儿子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了。安抚好妻子后，他游荡着去了之前上班的地方，那里离家很近。他走进了一家餐厅。一位有魅力的女人走近他并请他一起喝杯咖啡。在哈罗德的宗教信仰中咖啡是明令禁止的。他立刻意识到这个女人想把他从宗教教义的强迫性固着中解脱出来，也想把他从性的压抑中解放出来。他的老板已经帮他从不快乐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了，那位肇事司机把他从悲惨的婚姻中解救出来。他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人都属于一个帮助他的秘密组织！当他把陌生人都视为有着某种密谋的成员时，他最终被送进医院。他的信念牢不可破，例如，当医护人员反驳他的想法，想把他从幻觉中拯救出来时，只能看到他心照不宣的微笑。
心理分析师Silvano Arieti（1974）坚持认为，并非是不确定性（或痛苦）的本质导致了心理疾病，而是个体试图用一种他人不能理解的方式来理解不确定性造成了“精神病式的洞察力”。当然，不是所有想减少不确定性的努力都是病态的。组织机构想减少不确定性，政治决策者也是如此。尽管减少不确定性并非对所有方面来说都是重要的，但是对于科学来说却很重要。然而，当它变得过分重要时，就成为一种病态了。这种病态并不仅仅局限于那些被社会贴上心理疾病标签的人。
“如果我成功了，那么我就理所当然地接受成功”，这一观念使成功者变成了傲慢的笨蛋。而“如果我没有成功，一定是我以前做错了什么事情”，这一观念使人成为抑郁的受虐狂。以Bernard Weiner（1979）的研究为代表的证据显示，大多数人把成功归因于自身因素，把失败归因于自己不能控制的因素，比如坏的运气。Chris Peterson和Martin Seligman（1984）对归因风格的研究显示，抑郁症患者并不遵循这种模式，而是完全相反。我们的许多同事接下来做了进一步的推论：“把成功归于自己，把失败归于环境”这一做法从心理上来讲是健康的——我们应该培养抑郁症患者这种自我夸大但是不合逻辑的归因方式。当然，所有的结果都可归因为个人和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合，但是这种结合很难分解，特别对单一结果而言。
理性地说，只要我们具有一定的控制能力就足够了，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控制结果并不是很重要。例如，即使在极大的随机成分决定了实际结果的情况下，不同的选择项目还是会有相同的期望价值排序。理解《传道书》的智慧绝不会抑制我们去做出最好的选择和尽最大努力去追求这一结果。认为有必要或是值得去高估我们控制的能力，这种观点就等同于坚持用儿童或代理人的方式、而并非具备自主能力的成人的方式去生活。然而，不幸的是，我一些同事把他们的成年病人当做小孩，并以同样的方式对整个成年群体给出建议。（把成人当做成人的一些著名例子可以在肯尼迪的某些语录里找到。在一篇演讲中，他直率地说生活是不公正的，并通过例子指出，在战争期间有些人战死沙场而有些人安坐办公室。在他被暗杀前著名的演讲中，他宣称这个占全球6%人口的国家不能控制全球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把这种控制和国家安全等同起来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
没有不确定性，世界将没有希望，没有道德，没有选择自由。只有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比如我们确切的死亡时间和方式），我们才能拥有希望。只有当我们不能确切地知道选择的未来结果时，我们才有选择的自由，才会有选择的道德困境。并且，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不确定性，我们最基本的选择就是接受不确定性这一事实，还是想方设法回避它。那些拒绝不确定性的人试图建构自己的安全世界。这些人的自然需要是减少不确定性，极端状况是他们根本不相信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不确定性是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的基础。统计学家对乐观主义者给出的定义是“相信未来是不确定的人”，这一定义已经不像最初看起来那样具有讽刺意味了。
我们现在有了很多确实有用的工具来评价、帮助和代替人类决策者。关键在于，即使在无法给出数学的解决方案来建构和指导决策过程时，我们也应尽可能应用统计和概率理论。当人们审视自己的决策时，他们能够认识到偏见和不一致性，并且修正它们。最后，我们建议您尽量把遇到的判断和决策情境形成系统的外在表征：进行图形化、象征性和分布式的思考。如果我们自己能够进行分析性的思考，花时间去获取正确的认知工具，我们就会具有理性思考的能力。但是，就像本杰明·富兰克林那样，我们并没有告诉你去决策什么，而是告诉你如何做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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